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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思丨感谢林乎加，新三届分校毕业生的再造之恩

新三届2 2018-11-16

1979年，林乎加在北京市人代会七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。摄影：王振民

追思林乎加

本号收集整理

应该感谢林乎加！北京大建分校扩招，是当年北京市市长林乎加做的一件好事——将当年的大批北京籍落榜考生录取（但不提供食宿），1985年一堆分校联合组建北京联合大学。从这些分校毕业生中，的确涌现出来一些著名人物，比如刘鹤、郑晓龙、于丹、何家弘等。

享年102歲的老市長老林乎加今天逝世，令人動容。如同當年我們入學座談會上大家發言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：感謝市長林乎加。我們每一个大學分校畢業生都應該感謝他，是他改變了我們這些当年工农兵学商們的人生軌跡，也才有了聯大四十年的輝煌。祝老市長一路走好。

16800多名青年，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。我妹妹就是其中之一。她上学前是售货员，毕业后成了出版社编辑。她不认识林乎加，但林乎加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。她虽然上的是北大一分校，但给她授课的全是北大名师。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念叨：“多亏了林乎加”。就规模而言，北京市１978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。但历史已经证明，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。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，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，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。比如时下鼎鼎大名的导演郑晓龙，就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。历史已经证明，财政支出优先用于培养人才，是利国利民的正确选择。林乎加在北京任职时间只有三年多，但在许多北京市民心目中，他永远是一个好书记，好市长。

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的典范！多少年，我们一直在念叨林乎加，却不知长者高寿，真应该在他健在时向他表达敬意啊……

我个人的经验是，如今，当有个北京人说“我是北大78级的”或“人大78级的”，最好到此打住，再多问一句，涉及“分校”一词，时常引发交谈中的几分尴尬，有些当事人会觉得不光彩。比如于丹，就从来不愿意说自己是北师大某分校毕业的。算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吧！

”李冬民事件”平反，虽然主持人是邓与胡，但具体的关健是时任市长的林乎加操作的。镇压”李冬民事件”时，吳德为了给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言指控”保王洪文上台”提供证据，采取了抓左不抓右的高招，即关押李冬民、刘龙江、秦喜昌等25中2中”四.四”红卫兵领袖及首钢造反派头头，而我们和钟加仑等文革老右，却留在单位整。林乎加主持北京市后，调查认定”根本不是反革命，而是革命的”。依林乎加市委的公正认定，胡耀邦下达全国平反文件。谢谢林乎加先生了，老先生100多岁了，真是好人有好报啊。

在林乎加上台前，北京市民吃早点特别难，林乎加上台不到两个月，北京出现壮丽一景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北京到处早点亭和早点车。甭说小吃店了，林乎加下令大饭馆也不能闲着，连东来顺、鸿宾楼都出了早点车。那段时间，早点铺林立，早班前吃点烧饼、油条、豆浆、老豆腐、炸糕……可方便啦。

看简历，林乎加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属于“一二九”运动投身左翼革命的一代知识青年。这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放异彩，包括胡绩伟、杨西光、曾彦修、杜润生、李锐及一大批“两头真”老人。

林乎加老先生一生为官正派，为人有德。孔老文化是观察了生物科学的文化。孔老的道德哲学的一个精华是"以德养身”，很简单，以德与人，以德视已为，则身体精神宽松舒展，生物钟不乱，全身血脉平衡周流，长寿的概率自然增长。乎加先生至102岁寿终，另一为官为人正派的凌云老先生也100岁寿终，两位德高望重长者天年归天，正是说明着，”以德养身”有利于人类生存延续。

晚年林乎加

文字选自微群，版权事务请与编辑沟通

小资料

分校扩招生中的

新三届知名毕业生

刘鹤：1952年1月生于北京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；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78级。

何家弘：1953年生于北京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；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法律系78级。

郑晓龙：1952年11月生于北京；知名导演、编剧、出品人；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78级。

萧延中：1955 年生于北京；党史研究著名学者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中共党史系78级。

魏加宁，1958年1月生于北京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，经济学博士；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国民经济计划专业78级。

张宝瑞：1952年8月生于北京；曾任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；著名作家，“文革”期间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；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新闻系78级。

刘北宪：1955年1月生，中国新闻社原党委书记、社长；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一分校中文系78级。

另外，比新三届稍晚，1980年代入读北京各分校的知名毕业生，还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统战部长尤权（80级）；北师大教授于丹（82级）等人。

（资料不全，期待新三届学友留言补充）

链接阅读

林乎加去世，40年前高校扩招的大功之臣

感谢1978年，我第一次知道

人世间竟有如此崇高的享受

作者：梁刚建

原载《人民日报.民生周刊》2017-06-05

　　1978年，梁刚建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，然后被录取至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，毕业后，梁刚建进入光明日报社，在报社工作近10年后，他创办了《中华读书报》，并出任第一任总编辑。

　　2002年，梁刚建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，2013年退居二线，担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。回首过往，梁刚建感慨万分，高考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，他必须感谢那个年代，那次难得的机会，让命运有了不同的可能。

　　他向记者分享了他不一样的高考人生……

当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

高考

　　我出生于1953年，小学是在北京弘善寺小学，当时按照学习成绩编号，我小学六年一直是01号，我打小就认为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，我小时的梦想是，考到北京南四中，当时最著名的学校，然后上清华大学。然而，小学毕业时，十年浩劫开始了，我的大学梦碎了。

　　1969年，我还未满16岁，插队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，在那里，我待了6年多，兵团里有个同学，他是北京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，特别爱藏书，带去兵团的行李箱里，大半箱是书籍，均是世界名著，受他的感染，大家每天都熬夜点着灯轮流看。

　　我在我的一本书里写道，我小时候患的是精神饥饿症，也叫青春期营养不良。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这段人生最好的时光，我离开书本，离开课堂，到祖国北部的一个盐碱滩上去种水稻。那里不但是一片不毛之地，精神生活也是荒芜一片。我学会了骑马，学会了抽烟、打牌，学会了在无休止的繁重劳动中不吭一声。本来已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，我却外国字只认得ABC，中国字只够写一封平安信。待到终于返城时，我带回的是强壮的筋骨和空虚的头脑。人家管我叫“知识青年”，我脸都没地方搁。

　　1975年春，我入伍参军，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军分区警卫部队，1977年从部队转业回北京，我面临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北京市朝阳医院，一个是北京汽车制造厂，厂址就在现在中央电视台新址。当时工人阶级比较吃香，我就选择了北京汽车制造厂，当了一名镗工。

　　1977年12月10日，中国570多万不同年龄的人一起走进了考场，参加了共和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。最终27.3万人被录取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当年忙于工作，我错过了。特别鼓舞人的是，1978年4月，教育部决定在夏季再次招生，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《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》，要求“各单位根据生产、工作情况，为考生创造良好的条件，积极热情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”。

　　4月2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“搞好复习，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”的短评。

　　工厂车间领导都比较支持，工友们利用业余时间，争分夺秒，加紧复习备考，我实际是小学六年级水平，每天下班后，我骑车来到中山公园河边，在长椅上复习，河对面有老人在唱京剧，练嗓子，我就在河这边大声诵读考试内容，回家很晚，也不觉得累。

　　7月20日高考，全厂二十几个工友参加了高考，考试科目共有5门，分别是政治、语文、史地、理化、英语，每门100分，满分500分，考试下来，我得了318分，能够考到318分，实属不易，5门功课，相当于我只考了4门，放弃了理化的复习，当时复习把全部精力放在另外4门，理化成绩，我还记得只考了12分。

　　当时北京报考人数非常多，学校录取名额有限，确定了两条杠，300分是及格分数，320分是录取分数，我差2分，没有录取。工友们参加考试的一半都考上了，还有一半都在及格分数与录取分数之间。当时没有被录取的，大家心情都很懊丧。

上大学

　　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。1978年10月，林乎加从天津市委书记调任北京市委书记，他特别爱护年轻人，尊重知识分子，发现录取名额有限，他在天津就做了一个试点，找了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等天津高校，“扩招”了8000人，邓小平同志出访朝鲜时途经天津，林乎加当面作了汇报，邓小平也表示了支持，明确表示，你们可以先试。

　　林乎加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，在会上，林乎加首先介绍了天津的做法，然后问大家，北京未被录取的学生比天津还多，能否也和天津一样做？大家研究这个做法的可行性。但是，当时学校没有地方，老师也没有，林乎加说，大家共同克服想办法。很快他以北京市委的名义，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北京各个高校校长开会，包括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。他在会上说了几句话，特别动情，他说，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人不能进学校读书，不能上大学，对他们不公平，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，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，国家不能再等了，年轻人也等不起了，大学老师也不能再等了，现在要抢时间把教育抓起来！大家共同想办法，这件事一定要办！

　　当时，北京高校校舍严重不够，最后想到的办法是，腾出了北京15所中小学，还有一些机关党校、工厂厂房，北京市委拨了一些钱，把这些地方利用起来，建起了36所分校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甚至还各有两所分校，扩招了16000名学生，4个月时间里，这些分校都弄起来了。1979年2月份入学，我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，地方在哪儿呢？在北京丰盛胡同，以前是丰盛中学，300分至320分的落榜生，一律进！

　　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入学迎新会上，面对一万多学生，林乎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我仍然记得，他说，虽然你们少考了几分，但你们并不比他们差，虽然条件很艰苦，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国百废待兴，各条战线上都急需人才。

　　我是中共党史一班，五亩三分地上没有宿舍，没有操场，没有食堂，没有图书馆，大学必备的基础设施都没有，就是这种条件，分校硬是办起来了，学了四年。体育课时，租借月坛体育场，班上40人，男生30人，女生10人，娱乐活动怎么办呢？自办。我们一班比较活跃，年轻人嘛，都特别好玩，经常是周末下午，一帮同学把桌子椅子挪开，中间腾出来跳舞，学校各班的“班花”基本上都来过。

　　我们这些人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，北京市为了支持这些学生，凡是工龄够3年、5年的，带工资上学，这是有文件的。我们班有一半带工资的，有一半不带工资的，吃饭聚会都是带工资的掏钱，我当时是带工资的。我们班上同学年龄相差大，我是1953年生的，在我们班算是中等，1948年出生的最大，最小的1959年，有结婚带着小孩的，有应届生，有工厂的科长，有食堂的大师傅，还有现役军人。我们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本校一样，老师也是本校的，两个校址来回跑，比较辛苦，特别敬业。

　　当时丰盛中学忽然安排进来1000多人，很挤，什么都很拥挤，关键还没有地方谈恋爱。我们学校门口有一棵老槐树，后来，这棵老槐树就变成了约会的地方，恋爱表白，都在那棵树底下。

　　扩招的这些学生，后来好多都成了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单位的骨干，我们班部级干部有两位，司局级有三位，大学教授、一些报社主编、校长……还有一些后来出国留学的。

　　1977级以及后来的1978级大学生，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，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分最复杂、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。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，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，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，并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。

　　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 “金七七，银七八”，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。1977、1978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年青年中的精英，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也就不足为奇。

　　30年后，无论是在政界、学界、商界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1977、1978级大学生，有人将之称为“七七、七八级现象”。

临时改造出来的大学校园，简陋而又充满朝气

毕业后

　　1983年，毕业时，我被分配到《光明日报》，这是我心目中神圣无比又高深莫测的地方。安排工作时征询我的意见，我说想去“史学”“哲学”或者“文学遗产”，被断然拒绝，说那里的编辑不是著作等身至少也是术有专攻，我退一步要求去“百家争鸣”，也被婉拒。领导觉得我是中共党员，又是大学毕业生，希望我去光明日报社人事处工作，我说不行，我要有专业的，我的理想是写点东西。领导说那你只能上夜班，至少5年，我说可以。领导说那你还得帮我找个党员大学生来，我后来找来同学刘鑫武，他当时已经分配到昌平区党校，刘同学后来成为有名的摄影记者，我则在光明日报社上了5年夜班。不过这5年并没有白过，我研读每一篇好文章，体会前辈们的思想和文风。

　　进入《光明日报》时，整个报社那时还不到10个大学生，值夜班时，我是头版编辑，我也没办法采访，我就写评论，投给各个报社，包括《中国青年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。我当时家住在团结湖，我就跟我夫人说，我要在团结湖比一下，哪个灯最晚灭，我就坚持在那里写。后来写出名堂了，最早是单位收发室有了动静，说我是全报社稿费笔数最多的，平均两天发表一篇稿，《光明日报》领导就说，哎哟，这小伙子还挺能写，就把我调到了评论部，专门写评论，担任主任助理。

　　评论部的同志们都热爱读书，1993年底，大家在一起就想，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读书报纸，我们几个干脆办一张报纸得了。大家想法很简单，说干就干，一下子就办起来了，1993年底筹备，1994年创刊。我那时刚过40岁，《中华读书报》一举成名，火得很，一时洛阳纸贵，2014年7月9日，《中华读书报》出版了二十周年特刊——《创刊那些事》，我应编辑命题作文要求，回忆了当年创刊的一些事，文章里，我说，当年哪有什么办刊理念，无非是闲得发慌加上心血来潮想干点喜欢的事而已。我则从普通编辑一下子就提升至副局级干部，担任总编辑。

　　《中华读书报》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大量起用实习记者，除了几个编辑外，其他的全部是学生，北大的，清华的，北师大的。让我骄傲的是，这批人，现在都成才了，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传播系主任翁昌寿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审、《读书》杂志主编祝晓风，《北京青年报》总编辑余海波，不到40岁就破格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张毓强，朗朗书房创始人呼延华、人民日报社海外版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恒，太一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珺，等等，薪火相传。

　　2002年，因工作需要，我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，2013年我退居二线后，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，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；现任中国传媒大学MBA导师，工作闲暇之余，我还受邀到全国各地高校作讲座。

　　感谢1978年，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，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，也是我爱上了书的年代。我仍然记得，那年的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售解禁后的世界文学名著，闻讯赶来买书的人们夜里开始就排起了队，蜿蜒几里。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自豪的一员。今天，当我伫立在书橱前审视我的藏书时，我总是第一眼就看到那最尊贵的首批客人：《悲惨世界》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《唐诗选》《宋词选》……这些书，在我面前展开了一片奇妙的天地，使我第一次知道人世间竟有如此崇高和美好的享受。

1977年11月，（左起）韩哲一、林乎加、苏振华、许家屯、彭冲在无锡

新闻报道

北京老市长林乎加去世

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，原农牧渔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林乎加同志，因病于2018年9月13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1岁。

　　林乎加曾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三个直辖市都担任过市委（第一）书记：

　　1977年1月至197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（当时设有第一书记）、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；

　　1978年6月至10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、天津市革委会主任，市警备区第一政委；

　　1978年10月至1981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，其间曾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、党委第一书记。

1980年，林乎加在大兴县东方红公社参加植树造林活动。摄影：叶用才图片来源：北京日报图片库

林乎加简历

　　林乎加，男，1916年12月生，山东长岛人。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1937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，高中学历。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1937年至1939年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路指挥部中队政治指导员、大队政治委员，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政治部青年部部长，胶东区党委青年部部长、民运部部长。